天上的基名与地上的地名、人名一样，只是为了区分和认识而起的符号。大约在数万年以前，人们就已开始给主要星座命名。刚开始起名时，只是根据星座的形状和特征命名，例如大火星，表示它特别明亮，而且色红如火。北斗星位于北极附近，形状如抖。为殷周时盛酒的用具，又简写作斗。它有斗柄有斗魁。魁也称作斗衡。斗魁四星如方形，具有将酒盛出倒入酒杯的功能。
殷周的帝王就以天子自比，言其是受天神或天帝的指派，到人间治理百姓的。天子代表天帝的意志。故中国的星占家便创造出一套天人感应的星占理论，言星空世界，与地上人间是对应的。天帝位于天球的中心，其所住宫殿称为紫微垣，地上的帝王则住在国家的中心紫禁城。帝王通过百官治理百姓。天帝也通过星空中的百官来治理百神。星空中的百官分布，与地上的机构分布也是对应的。星空世界除紫微垣外，还有最高行政机构太微垣和与各国、各地的贸易机构天市垣。各种类型的天官，可以在相应的星空世界中找到。在三垣中，都可找到天帝或象征天帝权力的帝座，后妃和宫女，一定分布在紫微垣中；朝中办事大臣可在太微垣中找到；天市垣中分布三垣中，都可找到天帝或象征天帝权力的帝座，后妃和宫女，一定分布在紫微垣中；朝中办事大臣可在太微垣中找到；天市垣中分布着专门从事贸易的官员，武将，兵器和战车，一定出现在星空的战场之上。而帝王统治下的黎民百姓，则分布在黄道带的四方。所谓四象或四神二十八宿，正是天帝统治下的四方臣民。四神象征着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的图腾，二十八宿则对应于各个地区的方国和著名的民族领袖等。中国的天文学家，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创造出中国的星座系统。
中国星座系统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国传统的星占思想，大约在春秋时代开始形成。天文学家就按照这一思路，开始系统构建中国的星座体系。战国时，开始出现甘氏星表、石氏星表和巫成星表。这些星表在两汉时代曾长期分别流传，并获得进一步发展，人们曾将他们称之为三家星占学派。
《史记•天官书》记载了91个星座计500余颗星。可见当时中国天文学家对星空的认识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系统。三国时代陈卓把当时最重要的甘石巫三家星占学派的星表组合在一起，并同存异，综合编成了一个具有283个星座，1464个恒星的星表，并为之绘制星图。可惜这个星表和星图也都散失了。虽然如此，陈卓所综合的星表，经《晋书•天文志》和《步天歌》等的采纳，便成为中国星象观测的基础，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熟悉星空，是从事异常天象观测的基础。这也是天文学家能发现异常天象而他人不能的道理所在。编制星表和星图，是从事异常天象观测的目的之一。正是这种天地对应的观念，星占学家才能从自己熟悉的星空中发现异常天象的出现，用异常天象的出现来显示天帝的意志。说得明白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星占学家是可以借助于星占参与政治的。这是因为，异常天象出现的解释权在星占师手中。正是由于中国星占思想的特殊需要，中国的历代帝王都一代接一代地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的天文事业，将它办成一个皇家的官办机构，所有天文官员的责职，都是对帝王和政权的巩固负责。也正是出于中国星占的特殊需要，中国天文学家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续不断地观察星空中的每一个细节，尤其要关注星空中哪怕细小的异常天象的出现。因为只有这些异常天象的出现，才关系到国家安危、政治变化的大事。所谓占变不占常，正是中国星占的特点。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对星空的观察是十分精勤的，不会放过星空异常天象的每一个细节。留下了十分详尽的异常天象纪录，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当代许多科学前沿的科学研究，都从这些记录中发掘珍贵的历史记录，从事不同的研究，获取重大的科研成果。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出于政治需要，也可能有意隐瞒观测到的某种记录，或根据政治需要主观改变记录的时间，这当然是一种不可弥补的科学损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