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志体是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史籍体裁之一。在东汉以前（含东汉），有很多非独立成书的典章制度专史，如《史记》中有“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较系统地记述了汉武帝之前历代典章制度的概况。
《汉书》中则有“十志”，《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等，较之《史记》的记录更加丰富。
东汉以后，与典章制度有关的专史开始出现，如《汉官仪》（应劭）、《汉旧仪》（卫宏）、《皇典》（丘仲孚）、《政礼》（何胤）等。
到了唐代，编纂之风一度盛行，典志书籍如雨后春笋，像《唐六典》（李林甫）、《稽典》（唐颖）、《太宗政典》（李延寿）、《通典》（杜佑）等，都为典章制度专史。
其中，杜佑的《通典》的意义非同一般，它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史籍编纂体裁，即“典志体”（也称为“政书体”），也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式的典章制度专史。其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代宗，跨越千余年。到了南宋时，学者郑樵则别出心裁，编纂了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后改名《通志》）。
《通志》并非典章制度专史，但后世史家亦颇为看重，将其与《通典》及元代的《文献通考》并称”三通”。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朝廷还特设“三通馆”，组织学者续编“三通”，先后成书《续通舆》、《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简称“续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简称“清朝三通”）。原“六通”加上此“六通”再加上民国时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共有“十通”。
这些典志体史书是今人了解古代典章制度及其演变必不可少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