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养鸭业是伴随明成祖迁都北京，将烤鸭这一美味佳肴同时带进北京而发展起来的。具体说，北京养鸭业是伴随着漕运而来的。
明成祖迁都北京，也就带来的漕运的繁荣。船运漕粮，漕粮口袋破损率高，粮食抛洒现象严重。由于从石坝再到普济等每一坝闸，都要将米口袋反复卸下又装上，造成自然磨损，除了人为因素(如偷粮等)外，再除去灾害性(如暴雨水灾)损害，自然消耗相当严重，故而当时每个闸坝码头上都有以扫米为生的贫苦人家，至于洒落在闸口河里的大米更是无法计算。据养鸭人讲，当年仅大通闸水下的大米就糟成团块，长了大长毛。
这些洒落的大米，就成了北京鸭的食料。
明清两代，直至民国，通惠河二闸、大通闸、护城河流经过的朝阳门、东直门等各城门口以及海淀一带，均有成规模的养鸭户，但鸭子质量有所不同。据《北京经济史资料》摘民国二十一年印行的《北京市工商业概况》讲：
平市(北京)养鸭之户，皆属沿河居民。以沿护城河所养之鸭为最佳，海淀一带次之。乡间所产者，骨大体瘦，品质最次。
由此可知，吃漕米长大的护城河一带的鸭子比吃杂草、小鱼的海淀一带的鸭子肥美。
关于养鸭户数量，也有统计：自清咸丰年间，鸭户约有三百余家，嗣后逐年减少，现约有一百四十余家，大半分布于崇文门外。
大通闸当属崇文门外，有养鸭大户两家，一为刘姓，一为来姓。刘姓为汉族，来姓为回族。刘姓袒辈生根于大通闸，来姓分布较广，朝阳门、西直门、永定门等地都有来家养鸭户。后来，来家还把鸭子养到了天津南开区二马路和上海浦东。这是由先到此地卖鸭子而后发展的养鸭事业。
除了这两家外，环护城河还有周姓及广渠门的内潘家窑、外潘家窑的潘姓人家。由此可知，北京的养鸭业具有传统的中国特色：养鸭户多，但姓氏少，带有家庭性行业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