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是以氏族部落为生存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对古人来说，最令他们恐惧的事莫过于死，正是因为死亡可怖，他们就借助神灵开辟死后的“生活”天地。这里蕴含着一个巨大的哲学悲剧母题――生死母题，即以形式上的“喜”来淡漠内在本质的“悲”；以表态上的“乐”来遮掩内涵意义的“哀”。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远古人们的传统文化思维，总是试图以最热烈的场面，最隆重的礼仪，最狂放的运动来淡化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感。其势颇似酒的文化效应——以酒的迷醉功能使活着的人迷醉，最终达到忘却或淡漠生死界限的目的。
由生死母题心理基因的衍化，人类自然产生出“再生”的意向。因此，在特定的节日庆典中交织着复活的意象于某些被视为超能之人身上，并由此衍变成传统节日风俗是上述情形的变形。
古希腊酒神节来源于狄俄尼索斯的悲苦命运以及死难之惨局，他死而复活并具有生殖和生产的能力，渗透着人类永恒的活力意象。
中国满族的“年息花”（又名满山红、达子香），传说原是满族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后被火神烧成灰烬，撤在山野上，从此每年春天满山遍野都盛开着一种红艳艳的花，于是满族人民就把它叫做“年息花”。显而易见，这“花”是生命和青春的再生长，其中交织着人类对生死的自然规律作地无可奈何的现实“让步”；同时，又以“再生”的意向对生命作罗漫蒂克的理想“递进”。这一“让步”一“递进”，创造了“再生”节日悲与喜的特殊内涵。
同样，耶稣基督的“受难节”与“复活节”相辅相成，既隔裂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沟壑，又由于现实之因（死）与理想之果（复话）变化的情感需求抚慰着人类心理上的悲哀情结，形成了一个心理和现实“悲一喜”的反差。大卫•利明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虽然英雄们经常遭受‘死’——以显示人类生命的悲剧循环，然而，死却成了复活和永生的途径。”
就世界文化交流的源流来看，“死而复活”的悲剧母题最早是出现在东方的几个文明古国的文化观念之中，西方人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东方的古老文明那儿借来了神灵死而复活的概念”，他们虽很少把东方的仪式借去，却与东方文化共鸣着人类心理的巨大悲音。
显而易见，东方和西方虽在文化表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在节日和喜庆的后面都能感悟到其悲凉的原型，这种原型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规律，即“悲——喜”(现实与心理)的反差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