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是三国时曹丕发出的慨叹，他在《典论论文》中列举了许多古今例子，以至“文人相轻”成了我们一个常用的成语。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流传着不少文人相亲相敬的佳话，比如在唐代，“四海齐名白与刘”的白居易和刘禹锡就堪称楷模。这两位大诗人，彼此相见是在人生的晚年，但在相识之前就已经相知甚深。在当时，白居易的诗名不但是国内妇孺皆知，而且远播到朝鲜、日本，但他对刘禹锡却极为服膺，把“垂老复遇梦得（刘字梦得）”视为人生的一大幸运。他在诗中称刘禹锡为诗之“国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又在《刘白唱和集解》中称刘禹锡为“诗豪”，盛赞刘诗“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十分谦逊地写道：“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但如刘禹锡“雪里高山头早白，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则“真可谓神妙”，是“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钦佩得五体投地。在中国诗歌史上，以“豪”著称的，往往是指诗人诗歌风格的某一特点，如李白的豪迈，杜牧的豪爽，苏轼的豪旷，辛弃疾的豪雄等，而以“豪”字从总体上来概括其诗，乃至其人，并赢得“诗豪”雅号者，仅刘禹锡一人。其“诗豪”含义，约有三点：
一是才情之豪。先说一点，刘禹锡不仅是优秀的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他和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不仅在唐代最为突出，而且在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史上也有其创造性的建树和特殊的历史地位”。“不仅超过了荀子，而且也超过了王充（《论衡》的作者）和范缜（《神灭论》的作者）”（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他自幼饱读诸子百家，“九流宗指归，百氏旁捃摭”（《游桃源一百韵》），十九岁游长安时，就已经“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在诗歌创作方面，中唐诗坛，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韩（愈）孟（郊）诗派和元（稹）白（居易）诗派，其声威所及，诗坛中人大多闻风向慕，以能傍门墙为荣，而刘禹锡却不趋时，不从俗。尽管他与韩、白均有深厚的交谊，却能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崛起于两派之间而独树一帜。其诗雄浑凝练，节奏和谐，富于音乐美，赢得了世人的刮目相看。尤其是他学习民歌而创作的乐府诗，更是雅俗共赏，不仅在唐代就出现了“京口贵公子，襄阳诸女儿。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梁代诗人柳浑，此处喻禹锡）词”的盛况（《全唐诗》卷五七七），而且在他死后三百年的宋代，仍然传唱不衰（《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二）。刘禹锡的才情赢得了时人及后人由衷的钦仰。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说：“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概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处，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其才情之最豪者”（卷七）。明人杨慎更是推崇备至，他在《升庵诗话》中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卷七六）。
二是气质之豪。刘禹锡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他在诗中屡屡说自己“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不学腰如磐，徒使甑生尘”。二十余岁，他就成了王叔文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所谓“二王刘柳（宗元）”，说明其地位的重要。革新运动在宦官和藩镇的联合进攻下，只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就夭折，刘柳等八人被贬到边远州府做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在贬所，刘禹锡始终没有屈服。十年后，奉诏回京，目睹朝廷的人事变迁，他借题发挥，写下了《戏赠看花诸君子》，“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辛辣地讽刺朝廷的新贵们都是踏着革新派的肩膀爬上去了，结果招来更大的打击，贬到更为边远之地去做刺史。十四年后，刘禹锡又回到京城，写下了《重游玄都观》绝句，“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当年的权要们到何处去了？我刘禹锡今天又回到了京城！不屈不挠，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长时期的贬谪生涯，刘禹锡尝够了人生的苦酒，但他从来没有绝望，没有沉沦，表现出了与柳宗元大有区别的精神风貌。柳宗元在贬谪之地，对身历的政治悲剧始终难以忘怀，因而很难超拔出来，以致四十余岁就在柳州郁郁以终。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不仅没有摧垮刘禹锡意志，反而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从不同的方面强化着他刚毅豪猛的气质。人到垂暮之年，往往会锐气衰竭，意志消沉，他却不知老之将至，仍把自己看成是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马，“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渴望为革新事业再干上一场。他在六十五岁高龄的时候，与白居易诸人唱和，白居易充满伤感地说：“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咏老赠梦得》）刘禹锡明确回答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这种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思想境界，这种辩证的认识水准是白居易远不可及的。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洛阳）闲废，与绿野（裴度），香山（白居易）诸老，优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卷二十五），可说是一语中的。
三是诗风之豪。刘禹锡壮阔开朗的胸襟，饱经风霜的经历，坚强不屈的节操和百折不回的壮志，这一切，发为诗歌，必然一扫前人的陈词滥调，必然会与轻浮、淫靡、纤弱、褊狭等等诗风绝缘，而呈现出豪迈峻拔的风格。试以《秋词》一首为例，诗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自宋玉写下“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的句子后，悲就成了秋天的感情基调，悲秋成了文人们永恒的话题，刘诗却一反传统的悲秋观，满怀激情地颂秋赞秋，诗的大意是：自古以来，人们一遇到秋天，就感到悲伤寂寞，我却偏偏要说天高云淡的秋天要比那姹紫嫣红的春天更好。你看那振翅高举的白鹤，在秋日的晴空中，排云直上，矫健凌厉，这情景，引发出我的一腔诗情喷薄而出，直冲那九万里的蓝天。类似这样的诗句，在刘诗中比比皆是，它们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充满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具有一种坚毅高尚的人格内涵，给人们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奋发向上的力量。那气势，正如白居易所形容的，有如刀枪的锋刃，所向披靡，“少可当（挡）者”（《刘白唱和集解》）。后人以“有气骨”（《唐音癸签》卷七引《吟谱》），“雄浑老蕃”（同前引刘后村语）等词句来评论其诗风，都是颇有见地。在一些含义近似的评价中，明人胡应麟的意见尤中肯綮，他说：“乐天（白居易）才具泛滥，梦得骨力豪劲，在中晚唐自为一格”（《诗薮》内编卷五）。“豪劲”之义，是说刘禹锡的诗歌风格在豪迈之中蕴含着千钧之力，比起白居易诗的浅露、松懈甚至拖沓来说，刘诗不仅可与相颉颃，甚至更为精彩。这一点，连白居易本人也是首肯的，他“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陈寅恪《元白诗笺征稿》附论戊）。“诗豪”之目，表现了白居易对好友的心悦诚服，表达了人们对刘禹锡才情、人格和诗歌创作的钦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