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诗稍有接触的读者，一定很熟悉“旗亭画壁”的故事。据唐•薛用弱《集异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但还没有取得功名，“风尘未偶”。一天，天寒微雪，三人同来到旗亭（酒楼），赊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宫廷乐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人连忙避席而观。不一会儿，“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很快奏响了乐曲，都是当时流行的著名曲子。这时，三诗人私下相约说：“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高低），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唱），若诗人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每唱一首，就在墙壁上画下一个记号。这场诗人们暗中约定规则的比赛，王昌龄占了鳌头，有两位歌女分别唱了他的两首绝句，其他两名歌女，分别唱了高适、王之涣各一首。三人皆大欢喜，开怀大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竟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旗亭画壁的故事，虽然是小说家言，未必可信，但它却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乐坛的一种现实，那就是以绝句人乐的现象十分普遍。绝句，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它来自民歌，六朝人已有粗具规模的作品，但到盛唐才真正兴旺发达起来。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西域歌曲的大量输入。这种异域的歌曲，曲调优美动听，不仅汉族的上层统治者陶醉其中，下层的民众也喜闻乐见。有歌曲就需有歌词，以绝句，尤其是七言绝句配乐，就自然而然了。七绝入乐，成为流行歌曲，传播得既远且广，诗人们都乐意投入创作。一部《全唐诗》，据统计，绝句之作，号称万首，而其中，七绝又占七千余首。可以说，七绝就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府歌辞。
唐人七绝，高手如林，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李白和王昌龄。王昌龄甚至越李白而位居第一。宋人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三载：“史称其（王昌龄）诗句缜密而思清，唐人《琉璃堂图》以昌龄为‘诗天子’，其尊之如此。”清人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说：“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王昌龄曾被贬为龙标尉），绝伦逸群。龙标更有‘诗天子’之号”。王夫之更认为“七言绝句唯王江宁（王曾任江宁丞）能无疵类”。“诗天子”的绰号，说明自唐至清，人们对王昌龄七绝的高度成就是公认而无异议的。
“诗天子”的尊称，是因为王昌龄在七绝这一诗体的发展上有着特殊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从创作的数量言，王昌龄存诗180余首，其中绝句约占一半，而七言绝句又占绝句中的百分之八十四。可以说，王昌龄的创作心血主要是倾注在七绝上面的。其二，他努力扩大了七绝概括生活的容量，大力拓展了七绝的题材。如，他用七绝描写边塞的生活，表现盛唐边塞将士的精神风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用七绝描写深锁在帝王后宫，被剥夺了自由、爱情和幸福的宫女们的可悲生活：“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谁分（谁料）含啼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西宫秋怨》）“奉帚平明秋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长信秋词》）用七绝描写民间劳动妇女形象，表现她们日常生活中具有审美意义的场景：“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人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采莲曲》）“钱塘江畔是谁家，江上女儿全胜花。吴王在时不得出，今日公然来浣纱。”（《浣纱女》）此外，还有大量的表现亲情友情的送别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其三，王昌龄以其杰出的才华，极大地丰富了七绝的表现手法。绝句这种诗体，篇幅短小，离首即尾，写作难度很大，它要求“言微旨远，语浅情深，为清庙之瑟，一唱而三叹有遗音”（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所以宋人杨万里说：“五七言绝句字最少而最难工”（《诚斋诗话》）。王昌龄的七绝，在艺术上善于概括和想像，长于运用比兴、烘托、婉曲、含蓄等传统手法，善于将丰富的意蕴熔铸在短小的形式之中，加之语言圆润，音调浏亮，富于民歌气息，因此，唐宋以后，一直作为七绝的优秀范本而为后来的诗人们所宗仰，“诗天子”的绰号，正体现了在七绝王国的尊崇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