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底，星期六，周作人请刘半农等吃午饭，几位朋友坐在一起，乱谈起来。其中谈及中国人说外国话的话题。
借着酒力，刘半农说：“三年前，我在巴黎时向某先生说，我回国后一定不说外国话，且将榜于门日：不说中国话者不入吾门。若有外国人来看我，能说中国话的就说，不能说的自己带翻译来。当时某先生听了，一笑了之。回国后，我也想把这个主张提倡一下，不料一说出口，碰了一鼻子灰。”
刘半农在外国留学，吃了许多苦头，侄子、侄女又死在外国人办的医院。一百年来，中国人总受外国人欺负，恨屋及乌，刘半农对外国话，增加了反感。
一位先生说：“不差，这一层我们应当注意。我们在外国时，自然应当说所在国的话。现在到了本国，每逢一个外国人来见仍旧要说外国话，似乎我们做中国人的，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必有说外国话的义务，想起来真有点气闷。”
刘半农说：“本来我们到外国去，一上岸就该说外国话。要是现在也采用这方法对付外国人，恐怕他们太不便了。最好是定出一个期限：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不满一年的，我们可以同他说外国话，满一年以上者，就非说中国话不可。”
另一位先生说：“一年的期限恐怕太短些。因为外国人学中国话，的确比中国人学外国话难一点，一年中所能学的，恐怕只是些普通应酬话，若要说学术上的话，至少也该有两三年以上的工夫。”
刘半农说：“这也是事实，但尽有方法可以补救，便是定普通应酬话的期限为一年，学术话的期限为三年；或者是，一年以后，三年未满，遇讨论学术时，仍许外国人说外国话，中国人就用中国话回答。要知道中国话是否难学是个问题，愿不愿学又是一个问题。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住了十多年，仍是半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有许多留学生所娶的洋婆子，同她老公在一张床上爬上爬下睡了几十年，直到儿女满堂，寿终正寝，还是半句中国话也不会说。这难道是学不会？干脆说来，只是不肯学而已矣。他们之所以不肯学，不是善意的，是恶意的。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因而看不起中国话；他们把中国人看成所谓‘土人’，所以中国话也不免是一种土人话；土人话不值得学，所以头白老死也不愿意学。这种态度最是令人气愤，我们非联合起来痛惩他们一下不可。”
另一位先生说：“先生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有许多外国人，如福开森、铎尔盂等，中国话说得很好，而中国人见了他，会说外国话的一定要抢着说，除非自己不会说。这样，外国人到了中国，处处有‘宾至如归’之乐，便不是看不起中国话，也懒得学习，而况本来就有点看不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