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运动的代表脸物主要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和王建等。
西汉设置乐府，掌宫廷和朝会音乐，由乐府采集和创作的诗歌遂被称做“乐府”。乐府诗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入乐几个特点。后来文人也仿作乐府诗，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作古乐府。
唐朝贞元、元和年间，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让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倡议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在《新乐府序》中，他又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理解；说话要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词句要通顺，能合声律，可以入乐。除白居易外，元稹、李绅、张籍和王建等都是新乐府的积极倡导者。他们或“寓意古题”，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进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积极从事新乐府诗歌的创作。
白居易的《新乐府》50首和《秦中吟》10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是他们的代表作。张籍的乐府33首以及《野老歌》、《筑城词》、《贾客乐》等诗歌，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谣》中描写了纤夫生活的悲惨。《田家行》、《簇蚕辞》则揭露了封建赋役的残酷。
李绅曾作新题乐府20首，惜已无存。他的《悯农》诗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方面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实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这类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倾向性。在艺术上，尽管各自的成就不同，风格有别，但大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真切明畅的共同特色。元和十年，白居易遭谤被贬江州，新乐府运动亦因之受挫。但这场运动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唐时，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为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所继承。
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三羞诗》，聂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等，均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统治者的腐朽残暴和唐末农民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